衡阳师范学院中文74级 唐建华

“今日，我以母校为荣；明日，母校以我为傲。”这句话承载着无数学子对母校最质朴也最真挚的情感。衡阳师范学院，我的大学母校，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二十年——求学、立业、成长——都与她紧密相连。虽无显赫成就令母校自豪，但那些深嵌于岁月中的“第一”的印记，却如和风拂过脸颊，如细雨浸润心田，让我与这片心爱的土地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深䆳情缘。这份情缘，伴随着我从青春走到皓首，也从湘江之滨延续到了南海之畔。

一、求学与初教：从学子到教师的转变(1974-1979)

我的大学毕业合影。后排左6为同时毕业留校任教的刘智明同学

1974年，我满怀憧憬，第一次踏入衡阳师范学院的校门。当年入校前并不知读什么专业，来校时带了十多本数学书，那是我从小学到中学的最爱。结果被分配到中文。我班同学有的来自工厂，还有带薪就读的。有的来自部队，还有在西沙自卫反击战立过战功的。有的来自干部家庭，还有当过基层干部的。四十六位同学，半数以上是党员。我不是党员，也未担任班上和学校任何学生干部，唯一的权限就是负责同学们的信件收发。我第一次感到惶恐，只有抬头认真听课，低头拼命读书，学习学习再学习，做事做事再做事。幸运的是中文科系有一大批业务水平高、能力强、吃得苦、耐得烦并与学生打成一片的老师。政治上影响我最大的是中文科系党支部书记孙文愿老师，副书记朱维德老师。他们再三要求我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思想上要上进，心灵上要纯净。9个月后我成为学校当届学生中第一批新党员，毕业时又被留校工作。那时我就暗暗发誓，要用行动感恩老师，要用业绩报效母校。两年后的1977年初，我从湖南省委党校学习归来，内心对教学的向往愈发清晰，便主动申请从行政部门调至中文科系。身份的转换，似乎预示着一场与讲台的缘分不可分割。

我真正站上大学讲台的经历，颇具“临危受命”的色彩。一天，系里讲授文艺理论的老师突发急病，我被告知第二天需要顶替上课。没有现成教材，我便以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为蓝本，彻夜备课，逐段研读，力求由浅入深、触类旁通。没想到，这一讲，竟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。这段特殊的开端，虽然充满挑战，却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教学的责任与魅力，也为我后来的教学生涯奠定了最初的基石。

我的大学老师们。前排左2、3为古代文学朱维德教授、周示行教授

为了追求更系统的学识，1978至1979年，我前往华中师范大学进修。那段时光，我如饥似渴地吸收养分。除了聆听华师和武大学者的精彩讲课、讲座，每个周末，我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行程：穿梭于武昌、汉口的各家书店，搜寻各类文学书籍与新出版的好书。我将选中的书买回住处，利用一周时间潜心阅读，然后再打包寄回衡阳母校的中文科系。这个“买了读，读了寄”的循环，持续了整整一年。与我同窗并一同留校的刘智明老师，在衡阳承担了接收、整理这些书籍以及处理繁琐票据的大量工作。我们的共同努力，和后来越来越多老师的群策群力，让中文科系的藏书从无到有，由少聚多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学校首个科系图书室，藏书达数万册，成为滋养一代代师生的知识宝库。这份对知识的珍视与积累，或许正是母校精神中“博学”传统最朴素的践行。

二、 耕耘与开拓：在挑战与创新中成长 (1980-1994)

华师进修归来后的我，对教学有了更新的思考和更大的热情。内心那份让课堂更生动、让视野更开阔的驱动，促发我成了母校较早系统地大胆地推行电化教学的教师之一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得知华东师范大学编制了一套体系先进的文艺理论教学录像片，我欣喜不已，多次向学校领导和教务部门陈述引进的必要性，终于说服学校投入一笔在当时相当于一个人三年工资的“巨款”，将其购置回来。此后，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年代，我每周都组织学生前往电教馆观看学习，还尽力搜罗一些中外经典影片作为辅助。从协调时间、安排场次，到维持秩序、照顾对象（包括年长的中文干训班学员），事无巨细，耗时费力，但看到学生们眼中闪烁的求知光芒，感受到教学效果的提升，一切辛苦都化作了欣慰。许多干训班学员因此与我结下深厚情谊，即使日后身居要职，这份源于共同学习的尊重依然存在。电教馆的谭老师夫妇，给予了我们毫无保留的支持与帮助，这份情谊，同样铭记于心。

我的课堂教学方式也在探索中形成自己的风格。我认为，教师课前必须充分备课，吃透教材，但课堂上不应被讲义束缚。因此，我上课时通常只准备几张提示要点、摘录名言的卡片，喜欢离开讲台，走到学生中间，通过提问、讨论来激发思考，追求一种活跃而富有思辨的课堂氛围。这种风格的形成，深受七十年代在衡阳师专授课的周示行先生（古文）、高儒先生（哲学）那种深入浅出、挥洒自如的讲授艺术的影响，也得益于后来在华中师大和武汉大学亲聆王先霈先生（文艺理论）、柳鸣九先生（外国文学）讲座时，所感受到的视野开阔、逻辑严密的大家风范。他们的课堂，本身就是一种享受，也让我领悟到，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，更是一种精神与智慧的启迪。

我与当年唐诗宋詞老师周念先教授（居中者）校园合影

1985年，在我还是助教的时候，母校给予了我一份极大的信任，任命我担任当时学校规模最大、实力雄厚的中文科系的副主任。这一破格任用，即便在当时也属罕见。中文系主任周念先老师学养深厚、德高望重，他善于提纲挈领，将系里的发展规划、教学科研、招生毕业等大事安排妥当后，便给予我充分的实践空间。加上精明干练、任劳任怨的系办公室主任王送银老师，我们三人配合默契，被后来一些老师戏称为“金三角”。那两年（1985-1986），全系上下同心协力，各项工作井井有条，不仅在常规管理中从不落后，在教师科研成果、教学评比、学生各类竞赛和社会实践活动中，更是屡屡夺得全校第一。我还曾主导举办过学校第一场正式的大型交谊舞会，尽管我自己并不会跳舞。如今回想，那既是特定年代校园文化的一个有趣侧影，也体现了当年校园里那股敢于尝试、充满活力的气息。

我担任三年班主任的中文87级同学毕业合影。

第一排左一为中文科系办公室主任王送银老师

师范教育的初心，在于爱与奉献。担任行政与工会工作时，我努力将这份初心化为行动。作为系副主任、工会主席和党支部委员，我发起成立了学生“尊师助教小组”，为有需要的老师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；设法联系渠道，为教职工采购一些实惠的生活物资；还组织过为遭遇重大困难的同学家庭进行募捐。作为科研人员，我也有幸参加了湖南省高校首批研究学者的研修，并且学校自此开始为外出研修的教师提供生活补贴，我成为首批受惠者之一……这些经历中的“第一”，并非为了标新立异，而是源于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的责任和担当。我深知，所有这些尝试与成长的机会，其根源都在于母校包容的胸怀、积极的扶持、用心的栽培。没有母校不拘一格的留用与信任，没有母校资源上的支持与政策上的宽容，我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平台与视野。这份培育之恩，重于我个人任何微末的成绩。

三、传承与延续：在远方续写师范初心 (1995-2025)

1995年，因工作调动，我告别衡师，远赴海南。地理的距离并未割断情感的纽带。母校的滋养已深入血脉，学子的思念亦长存心间。我将母校赋予我的一切——知识的积淀、教学的理念、为师的责任，全部投入到在海南的教育、培训实践中。我后来创办的学校，成为联结母校与海南校友的纽带之一，也多次接待母校师友的考察。2017年，我与在琼校友们共同努力，经母校批准，成立了衡阳师范学院第一个省外地方校友会——海南校友会，我荣幸地担任了首任会长。2020年，校友会顺利换届，我转任名誉会长。我一直致力于推动母校教育与海南本地需求的结合，为学弟学妹的实习就业和职业发展贡献自己微薄力量。2025年，我们成功��办了校友会首届年会。

这仿佛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接力：从在母校的讲台上“立德树人”，到在海南的土地上“砺志笃行”，变换的是地点与形式，不变的是初心与赤诚。这或许是对母校，也是对“师范”二字最本真的坚守和回报。

我与77级毕业留校在中文科系工作的同事们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歌。从1974年青涩入学，到1995年中年别离，再到如今古稀回首，半个世纪的时光悄然流逝。校园的风景必定日新月异，往来的人群也已几经更迭。然而，我相信，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：心不会变，情不会变，念不会变。或者说，过往的百件事中，九十件甚至九十九件或许都已淡忘，真正过去了，但那些铭刻着“第一”印痕的记忆，必定还在：那初为人师时的紧张与兴奋，那深入教研时的执着与热忱，那受到信任时的感动与责任，还有那我的老师、我的同学、我的同事，我的学生，我的校友相互之间的真挚情谊和鼎力扶持，那血融于水，情浸于心，教育事业与生命使命合为一体的热爱和向往……它们已如年轮般生长在我的记忆里，存于心，流于脉，现于形。那份与衡阳师范学院的情缘，始于缘分，深于岁月，伴随一生。那些刻骨铭心的“第一”，不仅是个人成长的最佳注脚，更是母校精神在我身上留下的鲜活印记。它们提醒我从何处来，也指引我向何处去，并将通过我所热爱的事业，继续传递下去，直到永远、永远！

2026年1月31日子夜于海口

作者简介：

唐建华（1954- ），湖南衡山人。1976年衡阳师院中文专业毕业留校任教，后于华中师大、湖南师大进修。长期从事教育文化工作，历任衡阳师院副教授、中文系副主任，党支部副书记，后赴海南任海南省发改委培训中心培训部长，并创办文化教育企业，担任董事长、总裁等职。

学术上参与多个国家及省级研究会，参编出版《文艺批评学》等著作六部，发表学术论文、文学作品多篇。在教育培训领域成就显著，累计组织培养成教本专科毕业生三万余人、在职研究生近千人，并主持编印《学习与研究》刊物多期。